[爱地播报ing之228之当温州定义炒煤团]

有本书里这样描写各地人的特点：火星人落到地球上被逮住了。北京人会问他与人类有没有血缘；上海人会搞外星人展览，卖门票；广东人会问他身上哪些器官可以吃；而温州人则会立即打听火星上有没有生意做……

[掘金路线]
在温州人的观念里，开矿是实在的大产业，在一定的资本积累之后去开煤矿，是不少温州老板的资本流动轨迹，所以温州人去山西开煤矿实际上是由来已久，具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批。
第一批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。当时煤炭市场即将纳入市场机制[1993年煤炭市场放开]，传承市场开拓意识的温州商人陆续在山西承包煤矿，从事煤炭采掘生产和经营。
这一批人大部分是上世纪80年代进入山西的井巷掘进队伍，分别属于温州市苍南县和平阳县的井巷工程公司职工。由于80年代是中国尤其是山西新建煤矿的高峰期，而温州掘进队伍技高一筹，迅速占领了山西煤矿井巷掘进市场。当时，山西境内从统配煤矿到地方矿，从乡镇煤矿到民营矿，大部分新建扩建矿井的井巷工程都由浙籍施工队伍[90%是温州的]承担。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，新建矿井逐年减少，掘进市场随之萎缩，加上煤炭市场化程度日浓，温州煤团自此浮出。
第二批基本是在2000年后入晋的，直到目前仍在大量涌入。2000年的背景是：全国煤炭市场刚刚经历三年特困期，正以蒸蒸日上的势头回暖。尤其是近两年的能源短缺，电荒煤荒困扰全国各地，大量以前从事其他行业的温商纷纷把目光聚焦到山西煤炭。
而另据透露，在2002年曾有不少浙商北上炒煤，触角深入到内蒙古，但是收获寥寥，这也刺激了温州投资商转向山西。
山西境内60%的中小煤矿[包括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]已经由温州煤团承包，投资额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。他们控制的煤矿年产量达8000万吨以上。这一产量是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/5，也就是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/20。另外，由于没有煤矿从业经验，生产任务由外聘的矿长负责，这些矿长的年薪往往高达百万元。

[权力资本]
安监局的李大人清洗带血的GDP，火爆一时的温州炒煤团大部分已经撤离山西，很多人都是哭着离开的，尚未撤离的也已经举步维艰，由于投资过大而被套牢，想走都走不掉。
资本天然的逐利本性，决定了不可能以道德的温良取悦于社会。温州资本从炒房到炒煤，早已被打上投机哄炒的烙印，形象丑陋。公众对温州炒煤团的幸灾乐祸，折射出对市场认识的模糊，以及对市场与权力边界认识的不清。
煤炭行业从来都不是资本独立的游戏，背后时时晃动着权力的身影。矿难的根源在于官煤结合。资本与权力联姻，形成了官商一体的怪胎。
资本的存在，是钉入权力与资本结合这一官商一体的怪胎内部的楔子，至少可以起到平衡作用，也就是说，资本的逐利本性将帮助市场的供需达致自然平稳。但当权力占据主导的时候，由于可以垄断各种权力，市场成为权力的奴仆，对于利益的追逐将以肆无忌惮的方式表现出来。国家安监总局的调查已经证明了权力在煤矿行业牵涉面之广，程度之深。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，无论何时都应该引起我们最大的警惕。
温州炒煤团的撤退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权力与资本博弈的结果。温州资本的悲剧就在于，他们对利润的嗅觉过于敏锐，而对于权力的力量认识过于迟钝。当初那些撤股的官员，等于是获利了结，全身而退。温州炒煤团却该退不退，甚至可能梦想在权力退出后可以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。现在他们欲哭无泪。当权力退出，民间资本裸露于前台，关闭小煤窑的政策提高煤炭资源税的措施一一出台，民间资本突然发现，失去权贵资本的屏障，自己已在转瞬间成为困在牢笼中的囚徒。

[垄断的蛋]
温州炒煤团撤退的一个直接受益者是国有煤矿。2006将由电厂和煤炭企业两家自主确定电煤价格。电煤价格完全放开，对于煤炭企业可谓有喜有忧，喜的是不再受到计划的制约，忧的是煤炭行业远非像电力企业那样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，私营煤矿和炒煤团的存在，决定着他们不能自由定价。但这一切在关闭小煤矿的政策出台后发生了根本逆转。
温州炒煤团带来的影响并非全部负面。至少，炒煤团以及一些私营煤矿的存在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有煤矿一统天下的局面，激活市场竞争，使得煤价不至于成为垄断下的蛋。
在中国，最伟大最令人敬佩的企业家，不可能出在北京，也不可能出在上海，相反在温州已成批成批地出现。尽管他们的财富也许还上不了富豪排行榜，但他们是真正的企业家，因为他们具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：能够灵敏地嗅出哪里有获得利润的机会，并且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，最重要的是，通过服务于他人获得利润。
投资煤炭本身不是炒，这是在生产领域，是一种投资行为，即使投机了，只要合法，也无可指摘。投机者也要承担风险。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去投机，那不是投机者的问题，而是社会的问题。因此我们不应敌视，何况，在山西的温州人是投资当地产业，是繁荣经济造福一方，所以还要脱帽致敬！
资本是中性的，而权贵资本是丑恶的。或许，温州炒煤团哭着离去，只是下一个游戏的开始而不是终结。